如前所述，我国学界对于防卫限度的认定主要存在基本相适应说、必需说与折中说之间的争论，从本文的立场出发，在认定防卫限度时应当贯彻权利无需向不法让步之原则，采纳必需说的标准，只是在部分场合中需对防卫限度例外地予以限制。
⑧M.D.A.Freeman:LLOYD'S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ed.),Sweet Maxwell Ltd,1994,at 47. ⑨Thomas R.Dye,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ed.),Pearson,2017,at 1-2,footnote 1 and 333; Christoph knill and Jale Tusun:PUBLIC POLICY:A NEW INTRODUCTION,Palgrave Macmillan,2012,at 3-5,14-37; Rod Hague and Martin Harrop,COMPARATIVE GOVENEMNT AN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ed.),Palgrave Macmillan,2013,at 342; Thomas A.Birkland,AN ITRODUCTION TO THE POLICY PROCESS:THEORIES,CONCEPTS,AND MODELS OF PUBLIC POLICY MAKING( ed.),M.E.Sharpe,at 139;刘涧南：《政策定义辨析》,《理论探讨》1992年第1期,第52-56页。例如，根据规章制定权限由立法法规定删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依法制定慈善监督管理规章的职责等。
⑤除十三届外，以届末法律委组成人员情况统计为准。法律问题的修改18处：第一，共9处为法律草案起草问题：①对法律文本章节体例的调整。而面对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与价值多元，立法作为一种必然需求，它通过以民主方式解决政策问题实现了法律的发展与变化，避免了法律体系的静态走向革命。但即便这样，在我国语境下，立法始终稳定地与重大决策、改革等政策决策概念联系在一起，如要把常委会的立法工作与党中央、国务院对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大决策结合起来，改革发展的重点也是立法的重点。(50)陈姣娥、王国华：《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定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1期，第28-33页。
⑤慈善组织的年度支出与管理费用标准问题(第60条)。(31) (三)立法中的法制统一维护问题 从文首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经彭真同志同意就海上交通安全法和统计法两个法律草案的修改问题写给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信中的内容，既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将立法中涉及的问题分为法律问题与政策问题(信中所说的业务方面)的主张，也可以看到在实体上立法所涉法律问题的主要内容，即立法应确保法制的统一。(35)在这个意义上，立法是一种调整利益分配的政策制定活动。
(22)Richard C.Nzerem,The Role of the Legislative Drafter in Promot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DRAFTING LEGISLATION:A MODERN APPROACH,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8 at 131-149. (23)关于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法律草案起草机制，同前注(21)，[英]迈克尔·赞德书，第23-41页。(29)法律草案起草过程中，要保证法律文本将政策制定者的意图精确地反映出来，并且这种反映能够经得起充满敌意的律师的详尽推敲(30)。(86)法国宪法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又以事前审查著称，法律由国会通过后，总统尚未公布之前，视法律种类由宪法委员会强制审查或任意审查。(12)也就是说，立法中政策问题的解决，意在通过对涉及个体或集体的利益调整以实现促进某些经济、政治或社会改善的公共利益目标。
立法规划是在立法预测基础上对立法时机与立法秩序的宏观把握，是一种宏观的立法技术。在立法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存在着立法机关工作机构(现为法工委为主)、各立法提案主体(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全国人大代表议案的考虑)、国务院各部门(政策执行部门)、地方政府、专家学者(但相对局限于法律专家)、社会舆论(对媒体立法需求报道的整理)、党中央等的参与、讨论、妥协等。
(51)为此，专门研究立法议程创建的博士学位论文，只能从法律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内涵具有核心相似性，都是公共事务管理的规范和准则。(40) 事实上，我国的立法实践亦是将立法作为政策决策活动看待的，并根据实际权力运行机制中的政策决策权限确定决策主体。甚至有学者认为法案起草人员应该在法律草案起草过程中对政策制定主动起到积极作用。还有人主张应将立法规划作为立法程序的组成部分法定化(78)。
(62)只有认识到立法中涉及的问题需要区分为法律问题与政策问题，才能准确认识和评价立法活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3月8日至7月1日三个多月内选举法、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部法律从起草到通过的制定过程可以非常鲜明地看到立法的这种政策决策属性。这一理论仍然是以政策能否通过重重障碍来认识立法活动。类似理解可参见高鸿钧：《德沃金法律理论评析》，《清华法学》2015年第2期，第134页。
(75)学者梳理总结的观点还有，实践认为立法规划具有立法准备的性质，还有理论认为立法规划具有管理或者计划的性质。这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起草专员，多年的培训和经验是必不可少的。
(72)关于大众传媒、公共事件对立法议程创建影响的系统研究，同前注(51)，张欣文。(43)James M.Buchanan and C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Liberty Fund Inc.,20004,at 3. (44)William N.Eskridge Jr.,Philip P.Frickey,E lizaheth Garret and James J.Brudney:CASES AND MATERIALS ON LEGISLAIION AND REGULATION:STATUTES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POLLCY( ed.),West Publishing Co.,2007,at 38-60.Also see Richard L.Hasen,LEGISLATION,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ELECTION LAW,Wolters Kluwer Law Business,2014,at 25-29. (45)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定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86页。
第三种理论是程序理论，它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认为国家应最少干预，因此立法本质上是设置程序障碍，只有那些社会确实必要的政策才能通过立法设置的重重障碍成为法律。再次，如果法工委对政策问题产生了与其地位不相称的影响，那它是独立产生这种影响，还是通过与全国人大法律委统一审议法律案结合产生这种影响(也就是陈斯喜谈到第一层面的立法协调时并没有区分法工委与法律委(67))。通过表明一项政治决定促进或保护了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某些集体性目标，政策的论点证明这项政治决定的合理性。有时我们会过分强调政策属性，导致法制统一的破坏与法治作为独立价值的减损。(16)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伯格(BURGER)代表法院作出的判决认为，国会任何一院采取的行动，在事实与法律上是否属于立法活动，不取决于它的形式，而是取决它其中是否包含应在性质与效力上被认为属于立法行为的事务。(36)例如，陈斯喜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是将利益博弈作为立法的本质进行分析的，同前注④，陈斯喜文，第100-153页。
前者涉及的是政策问题，后者则属于典型的法律活动。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都作了批示，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并恢复人民委员会的倾向性方案。
法律草案起草属于法律活动而不是属于政策决策，它背后的原因在于：第一，法律草案起草承担着法制统一的维护功能。(40)同上，梁鹰文，第74页。
我国部分法律明确规定，对于特别重要或对公民权利义务影响很大的制度，必须由法律创设。第三个层面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法律体系作为一种既定存在，特别是成文宪法的存在，以立法中法律问题的形式，构成以民主方式解决政策问题的限制。(26)在很大程度上，这亦是我国的情况。(1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当部分基于大部分法律是由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提案并负责起草而认为政府部门强势主导立法(60)，并为人大主导立法提出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法律草案，可以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的药方时(61)，可能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法律草案起草过程中的政策形成(区别于作为法律问题的法律草案起草)需要业务主管部门的经验、知识和信息，而不仅仅是法律技艺。
具体说，因为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问题，立法在很大程度上由政策后果的集中度所决定，即立法中的政策后果如果是集中地使一小部分人的受益、大部分人平摊很少的损失，则这样的立法就容易通过。第五部分则是以慈善法立法为例介绍这种二分及其价值。
就我国而言，宪法、立法法和其他法律对立法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立法中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亦属于立法中涉及的法律问题。(32)二是维护法律自身的价值体系，具体如，确保法律的合宪性、法律体系中被广泛接受与维持的基本原则(如法不溯及既往等)不被破坏。
当我们认识到立法程序启动的本质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议程设定时，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关于法案提出权的法律问题。参见刘松山：《人大主导立法的几个重要问题》，《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2期，第68-69页。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8条和第39条对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儿童安全监护注意义务标准是以限制行为能力人与无行为能力人进行区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年龄起点的修改，将直接影响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儿童安全监护注意义务标准，改变风险分配，对家长、学校、儿童的利益进行直接调整，因而它又是一个政策问题。并认识到法律问题与政策问题因性质不同而遵循不同规律，才能更为合理地指导立法活动，真正实现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的精细化，确保高质量的立法。但慈善立法中的几个主要政策问题，如公开募捐问题、慈善组织的年度支出与管理费用标准问题等，都出现在法律委的审议报告中两次以上。(73)有观点认为，立法规划是一种准法的规范性文件，它具有法的性质，但又不是完全意义上或典型意义上的法，而是特殊意义上的法
如果没有与自律兼容的权威，民主制就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续，在有些场合甚至还无法做出重大的政治决定。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以审计为抓手。
[为了避免日文汉字与中文汉字的混乱，本文在全部注释中的日文部分添加了下划线] ①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关注法治问题，并把法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又反过来通过法治政府的各种举措改变了当地的条件和需求，形成了在国内的制度竞争优势，使得不同地方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更进一步显露出来。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极其强大的整合力量，在把个体从血缘和地缘的共同体以及关系网络中解放出来后又将其再次组织起来，重塑了一元化权力结构。①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